第九章：轉型過程中的恰當變革順序(之一)
读王天成《大轉型：中國民主化戰略研究框架》所做笔记与摘录，P117-126
原书及其作者：作者王天成先生，是90-00年代就在《北京之春》上发表过《论共和国》和《再论共和国》的学者，2017年和胡平一起创立了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还是是《中国民主季刊》的现任总编辑。这本书属于比较政治学功底非常扎实的著作，书本身不是很厚（两百多页）但是内容非常丰富。如标题所述讨论的是中国如果要走向民主转型，这个过程应该是什么样的，怎么才能发生。
系列上一篇：路徑主張 4
1.從“改革”到“轉型”
1.1 “就在這裡跳躍”
p130 與“政治體制改革”涵義的這種模糊混亂不同，“民主轉型”卻是一個有明確原則的專門概念。所謂“民主轉型”，它指的就是從專制政體轉變為民主政體。為此，它要求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亦即要求開放黨禁言禁、開放地方選舉，以及舉行全國自由、直接選舉。民主轉型也可以劃分為不同的階段，但與漸進主義者主張的小幅度、慢速推進“路徑”不同，它要求必須進行重大的變革，時機、節奏、速度非常重要，尤其是從自由化到民主化的時間間隔應該合理（請讀者回憶一下本書第4章所提出的L - D跨度）。民主轉型的思考範式不是將從專制到民主的大變革視為政府的單方面行為，而是視為統治精英、反對派、不同政治力量博弈的過程。此外，這一思考範式也不像漸進改革主義那樣將政府主動改革預設為惟一的轉型模式。
不要耽於幻想，以為在民主轉型發生之前，會有具有實際意義的“政治體制改革”。（p.p. 130）
1.2 不可錯置的變革順序
p131 政治自由化即開放黨禁言禁等是民主轉型的第一個階段。所有的民主轉型都經歷了或長或短的自由化階段，然後過渡到民主化——自由、直接選舉全國政府。民主化之前必須自由化，否則，任何選舉都不可能是真實的。不過，儘管自由化應該先於民主化，下面我將首先討論中國的民主化，然後討論中國的自由化。通過討論選舉順序，闡明民主化應該在什麼時候發生。
这一章主要还是通过案例来增加自己的说服力，后续第十章会具体开始谈以什么顺序开展选举以及选举什么（也就是民主化进程具体而言该是什么样），第十一章会具体谈到民主转型所需要的自由化是什么样，十二章谈到民主转型的速度控制。
p132 我提出這一觀點直接得益于胡安・林茨、阿爾弗・斯泰潘。他們的研究發現，在存在國家認同（stateness）亦即分裂問題的國家，第一次自由選舉——“奠基性選舉”（founding election）——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選舉順序可以建構、也可以瓦解對國家的認同。如果第一次選舉是地方性的，將會使得競選的焦點集中在反對國家的民族主義議題上，選舉一完成全國政府的正當性和權威就立即下降了。而如果第一次選舉是全國性的，它將會加強人們對國家的認同，促進全國性政黨的形成，提升中央政府的正當性與權威，從而大幅減少了L - D跨度內的不確定性。
这一段话会总领起后面第十章的核心，不过这一章基本还是案例分析和说“我是对的”，下一章才会真正开始进入“我的意思是…”
2.民主化的優先性
2.1 西班牙的故事
p132-133 西班牙的民主轉型開始於1975年底亦即弗朗哥（Franco）去世之後。長期統治西班牙的弗朗哥政權，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經濟高速發展後，最終陷入深重的危機之中，不僅工潮、學潮頻仍，族群問題、分裂主義也激烈化了。弗朗哥病重後接掌政府的布朗哥（Blanco），就是被巴斯克分裂組織“埃塔”（ETA）爆炸身亡的。巴斯克人是一個分佈在西班牙西北部和法國西南部的古老族群，他們在傳統上講一種其起源至今仍是個謎的獨特語言。在其大部分歷史中，跨越數省的西班牙巴斯克地區都享有某種程度的語言、宗教、政治自治。但是，在弗朗哥統治之下，往日不再，巴斯克受到了殘酷、嚴格的壓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極端的巴斯克分裂組織終於產生了。
有民族問題的國家，其民主轉型總是要更加複雜、棘手。轉型開始後，長期受壓制的族群情緒會獲得宣泄機會，民族主義往往會空前高漲，戰爭、分裂是很可能會發生的。（p.p. 133）
有些时候我感觉很多中国人在动辄引用英美经验的时候可能忘记了一个问题，民主转型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转变，必然是受到已有情况的影响的。比方说很多欧洲国家有贵族和贵族精神的传统，通过长期摸索和思想变迁，也有一定的议会和法治传统；美国最初是英国的殖民地，除却被排除在政治议程之外的原住民和有色族裔，很多最初的美国人坐享英国的思想资源，怀抱着亲手构建新社会的梦想或者躲避欧洲社会的转型镇痛而来（eg. 1642-1651年，英国内战），同时广袤的土地上既有强劲的生产力发展前景，又无什么旧贵族、旧王室利益纠葛的问题。但是很遗憾，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里，许多案例的背景都是不同于此的，就连很多英文世界的学者也是被这些后起国家的真实案例推着走，才逐渐转认为富裕、基督教、工业化、义务教育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不一定是带来民主的条件。但还是有相当多的普通人并没有跟上这一最新的意识转变。
第三波民主化中有很多比欧美的原生过程更复杂，更值得我们借鉴的资源。中国有这么多的情况，民主转型会不完美，会复杂，都是容易想见的前景，如果要期盼民主化，就不能同时又不去认识大概率会遇到的困难。同时，在我们的环境里遇到了问题，如果动不动就开始诉诸民族性之类的玄学，觉得没有欧美式的背景就不可能移用源于欧美的现代政治，这就是自己陷入逻辑闭环了，只会越想越无济于事。
p133-134 弗朗哥去世之後，西班牙恢復了君主的設置，國王卡洛斯任命蘇亞雷斯（Suares）為首相啟動了轉型。作為民主化的預備階段，新聞、媒體展開了政治改革的熱烈討論，政府經過大量溝通起草了《政治改革法》，獲得了議會的通過並交付全民公決。接下來正式開放了黨禁，使不同政黨合法化。在此基礎上，1976年6月舉行了第一次自由的全國議會選舉。由於實行的是君主立憲政體，所以議會選舉結果也決定了誰擔任政府首腦。圍繞這次選舉，形成了4個全國性大黨，它們都在巴斯克、加泰羅尼亞進行了非常賣力的競選。但此次選舉產生的議會，其最主要的任務是制定一部新憲法。由四個主要議會政黨和加泰蘭民族黨參與起草的憲法，在議會以94.6%的贊成票通過後，於1976年12月交付全民公決通過（在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也都獲得了通過）。新憲法確定後，政府又不失時機地在1977年3月舉行了第二次議會大選。至此，中央政權的大變革完成了。經過3次全國性投票（包括議會選舉和憲法公決），全國政府和議會得到了加強，取得了足夠的認同即正當性（legitimacy）。
在轉型過程中，沒有任何全國性政黨和利益集團提出制度性指控（system blame），這顯然得益於政府在尋求廣泛共識基礎之上迅速民主化的戰略（p.p. 135）
2.2 南斯拉夫、蘇聯的解體
p136 南斯拉夫在憲法上是一個聯邦國家，由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波士尼亞-黑山哥維那、馬其頓和蒙特內格羅6個共和邦（Republics）構成。
p137 1990年4月，斯洛文尼亞率先舉行了多黨競爭的議會、總統選舉，所有的參選政黨都主張將聯邦改造成一個鬆散的邦聯。1990年4月底、5月初，克羅地亞也舉行了競爭激烈的選舉，一位曾因為民族主義活動被監禁的反對派領袖、以“讓我們自己決定我們自己的克羅地亞的命運”為競選口號的候選人當選為總統。
直到這個時候，作為對兩個共和邦選舉的反應，聯邦政府總理馬克維奇（Markovic）才提出要舉行聯邦大選，為此推動議會立法，解除了聯邦範圍的黨禁，並組織了一個全國性政黨。然而，以區域為核心的民族主義精英們反對舉行聯邦選舉，不想給聯邦獲得優勢的機會。接下來其他幾個共和國也陸續舉行了競爭程度不等的選舉。由於舉行聯邦選舉變得越來越沒有希望，政客們將熱情都轉移到了共和邦和省層面的政治競爭中去；多數公民原本沒有想過要分裂，他們的忠誠也日益聚焦到了“主權化”的各共和邦體系中。…… 此後，共和邦總統們甩開未經選舉的、“非法”的聯邦政府，又進行了數次多邊或雙邊“峰會”，也沒有取得任何進展。1991年6月23日，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宣佈獨立，24小時之內聯邦軍隊的坦克出動了。以後慘痛的故事和結局是許多人都知道的，茲不贅述。
p137-138 在啟動蘇聯的政治變革之初，戈爾巴喬夫並沒有預見到民族問題的嚴重性。…… 不過，與南斯拉夫有所不同，蘇聯轉型的第一次選舉——奠基性選舉——是全國性的。1989年3月26日，蘇聯舉行了人民代表直選，這是一次允許競選的選舉。…… 然而，這仍然是一次有很多局限性的選舉。在2250名代表中，有1/3不按選區選舉，而是留出來由共產黨、科學院、婦聯等“社會組織”“選舉”。當時還沒有開放黨禁，共產黨組織通過“建議”、“推薦”和篩選等方式決定了絕大部分選區的候選人名單，其中384個選區各祇有1名候選人。尤其重要的是，人民代表大會其實是一個選舉最高蘇維埃的組織，後者才是具體履行立法職能的機構。…… 更自由，更具競爭性的是1989年底至1990年初聯盟共和邦層面的議會選舉。多數聯盟共和邦制定法律糾正了使此前全聯盟選舉的聲譽受到損害的許多做法，並且實行了最高蘇維埃的直接選舉。在莫爾達瓦、格魯吉亞等聯盟共和邦，主張獨立的組織贏得了議會選舉；在俄羅斯，葉利欽當選最高蘇維埃主席。
p139-140 1990年3月，戈爾巴喬夫提議設立蘇聯總統，以加強自己的權力基礎、擺脫黨內保守派的牽制。他本來是應該做到實行直選的，卻讓自己在人民代表大會上沒有競爭者的情況下當選為總統。...... 1991年8月19日，一小部分強硬分子發動了短命的政變，試圖控制局勢特別是實施對愛沙尼亞等三個波羅的海共和邦的軍事管制，給了已經風雨飄搖的聯盟政權最後致命的一擊。1個半月之內，絕大多數聯盟共和邦宣佈了獨立。戈爾巴喬夫為挽救聯盟作了最後努力，希冀與聯盟共和邦簽署一項新聯盟協定。但是，這位非民選的總統、改革的偉大啟動者，已經不再是政壇的主角了。
我國有一種廣泛流行的觀點，就是認為前蘇聯的解體是由於改革太快、太激進。這其實是假定“慢的就是穩的”的想當然判斷，而不是仔細分析轉型過程、戰略的結果。（p.p. 136）
p140 民族主義是現代政治中棘手、微妙的問題。不過，族群認同，雖然根深蒂固，卻並非無條件的、先於一切而存在的，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情緒所導致的衝突也並非不可避免、“在劫難逃”。正如林茨、斯泰潘指出，其實“政治認同更多的是隨機的、變化的，而不是先於一切、固定不變的。它們是可以由政治制度和政治選擇所建構或破壞的”。如果轉型的戰略、順序等選擇得當，無論是南斯拉夫還是蘇聯，其解體本來都是有可能避免的。戈爾巴喬夫沒有分清自由化與民主化的不同，對民主化沒有承諾、擔當，祇進行了自由化而沒有致力於民主化。
这让我想到，在讨论中国的问题时，很多人也经常把问题归咎于民族性，然后就放在一边不讨论了，好像这个问题就是先验、绝对、不可解决的了。社会中的很多特征都是由制度安排培养出来的，历史有自己的重要性，但绝不是说在什么情况下都能直接决定未来发展。
2.3 清朝的崩潰
p141 1906年7月，在對外戰爭中屢遭失敗的滿清皇朝宣佈“預備仿行立憲”，1908年8月又宣佈9年後開國會行立憲政治，啟動了中國數千年歷史的第一次政治自由化。根據朝廷文件，籌備階段要進行的改革包括厘定官制、擴興教育、清理財務、整飭武備、遍設巡警，以及籌辦地方自治、建立審判機構、編制憲法法律等等，然後行憲法、開國會，完成君主立憲政體的建造。1909年，各省普遍設立了諮議局，次年中央設立了資政院。諮議局與資政院在正式議會成立之前是人民練習議政的場所，屬於臨時議會。諮議局議員以複選方式產生，即首先由選民投票選出一定數量的候選人，然後候選人互選產生議員。例如，陝西省的議員數額為66人，初選出10倍於此的即660名候選人，接下來660人互選出 66人為議員。資政院議員數為200，其中一半是皇帝欽選，另一半由督撫從本省諮議局選舉的候選人中圈選（諮議局議員互選的候選人2倍於本省應選資政院議員數）。
p141-142 諮議局成立後，立憲派便獲得了具有憲法地位的組織表現形式。...... 從1910年元月至次年8月，以各省諮議局為依託，立憲派先後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聯合請願。但是，第一、二次請願均遭拒絕。第三次請願後，清廷允諾將預備立憲期限從9年縮短至6年，提前到1914年開國會，可是，請願代表組織被勒令解散，不允許再請願。立憲派因此發生分化，小部分人對朝廷的讓步表示滿意，但更多的人陷入失望，“心長力短、言之心痛”，轉而對革命持同情甚至積極態度。
1911年10月11日，武昌首義成功。立憲派迅速倒向了革命派，與之攜起手來。短短一個月之內，13個省繼湖北之後宣佈獨立，沒有一個省發生激烈的戰爭。革命黨人打響了第一槍，但辛亥革命之成為革命，“皆以諮議局為發端”。如果立憲派不倒戈，也許歷史就改寫了。
清末許多省份宣佈獨立並不是要分裂，祇是獨立于滿清王朝。但是，這也意味着必須重新完成國家建構的艱巨任務，為日後的割據、內戰播下了種子，轉型複雜化了。（p.p. 143）
p143 順便說一句，有些民運活動分子、自由知識分子是不太在意國家統一的。他們相信一種聽起來似乎不錯、實際上脫離現實的觀點，也就是“國家大小無所謂，祇要人民生活幸福就行”。他們的思想糾纏於“既然你主張的是自由、民主，你為什麼不允許獨立、不支持自決權”這樣極端的問題上。...... 在這些人看來，如果你主張民主人權，在邏輯上你就一定要支持自決權。他們思想混亂的一個來源，就是不懂得國家與政府的區別。政府的正當性來源於人們的同意，但國家卻是歷史的產物。人們有不容置疑的權利改變統治自己的政府，卻沒有不容置疑的權利更換國家。在國際法上，“國家領土完整”是一個寫入了聯合國憲章的原則，是國際政治秩序的基石。自從“民族自決權”寫入國際人權公約後，它從來就不是沒有爭議的。...... 自決權是一種集體權利，並不像個人基本權利自由那樣是根本性的、當然成立的。最重要的是實現個體的權利自由。個人的自由、權利，普通百姓的安寧、福祉，要高於自決權。自治還是獨立對於普通百姓來說沒有什麼區別，祇對少數政治精英有特殊意義。民族獨立並不必然帶來個人自由。一個人數眾多的民族不能建立自己的國家，這或許是一種不幸，但是，執着於“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可能會帶來更大的不幸。
原书信息：
王天成，2012，《大轉型：中國民主化戰略研究框架》。晨鐘書局。ISBN 978-988-19539-7-1